求同存异为大局，广会宾客在桂园
桂园位于重庆市区上清寺，原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关吉玉的资产。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陈诚将该宅租作官邸。张治中由湖南调到重庆后，又从陈诚处转租并居住。1945年，毛泽东来到重庆，为了方便他办公、会客，张治中特意腾出桂园供其使用。谈判期间，毛泽东一面与国民党顽固派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积极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以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毛泽东十分重视与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的沟通交流，除了多次赴特园拜会张澜等民主人士外，还积极与各民主党派交换意见。8月31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小民革（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人王昆仑、屈武、侯外庐、许宝驹、谭惕吾等人，先听取他们对和谈的意见，再讲自己的观点，以理服人。在王昆仑表示对和谈前途担忧时，他风趣地说：“国共和谈，宛似两个人谈恋爱，总要论及婚娶。现在吾党有诚意，事情先成功一半，大家再推一把，拉一把，国共两党准会结婚。”“我们的目标是四个字‘和平民主’，这与蒋介石打算正相反。不过，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打边谈，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嘛！”一席话，使众人深受启迪。
国民党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既提不出具体方案，对中共方面提出的各项建议又一口拒绝，认为“距离甚远”，“根本无从讨论”。为此，毛泽东于9月10日晚在桂园设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申府等，对近日国共谈判的最新进展情况进行了通报。次日，毛泽东在桂园会晤黄炎培、沈钧儒等人，再度就团结协商问题交换意见。同时，毛泽东还和许德珩、劳君展交谈，建议他们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许德珩后来回忆说：“九三学社的酝酿和建立，是党和毛泽东直接帮助和关怀的结果。”
毛泽东还注重对中间党派、中间人士的沟通团结，争取他们站在中共和全国人民一边，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孤立，从而保证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9月15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青年党在渝中央委员左舜生、何鲁之、常燕生、陈启天、余家菊、周谦冲等人，长谈三个小时。9月22日上午，他又在桂园会见民社党领导人蒋匀田，双方就政治主张、斗争方式、国内形势等问题进行了辩论。毛泽东指出，中共是真诚希望和平建国的，今后的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
毛泽东在谈判桌外的社交活动异常丰富，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也马不停蹄地进行着。9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陪都工商实业界人士。毛泽东对他们在工业上，特别在化工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针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毛泽东说：“我们不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敌人，而是当作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我们主张劳资两利，共同建设新中国。”他还强调，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统治下，中国民族经济是不能发展的。只有结束独裁和经济压迫，建设一个民主团结的新中国，才有发展民族经济的前途。产业界人士“对他深入浅出的教导，平易近人的态度，为国家、为人民的伟大胸怀，无不如梦初醒，茅塞为开”，为以后接受共产党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初步基础。
谈判期间，除了广会国民党左派人物，毛泽东还出其不意地造访国民党上层顽固反共的右派人物。当时，有些人不理解，毛泽东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毛泽东拜访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国民党要员孙科，甚至主动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陈立夫、白崇禧等。
9月3日下午，原定去桃园拜访于右任，毛泽东却突然拐入同处桃园中的戴府，拜访了国民党顽固右派人物戴季陶。戴万万没想到毛泽东会来看他，有些局促不安。这次拜访后，尽管戴季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他对毛泽东来到重庆，以及对他的拜访，表示敬重，并对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寄予了热切的期望。戴季陶请张治中代约宴请毛泽东，邀请信写道：“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之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之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
此外，毛泽东广泛会见中外各界人士，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9月3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了韩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和国务委员李始荣、曹成焕、赵琬九、赵素昂等人，对他们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示支持。9月8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保盟”主席宋庆龄应邀出席，英国援华会负责人薛穆与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大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济委员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等代表到会。毛泽东对他们的热情支持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未来建设事业中继续给予援助。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林园、特园、桂园的社交活动意义重大。积极配合了中共代表团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代表的政治斗争，配合了解放区军民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军事斗争，使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最终赢得了签订《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成果。
来源：《红岩春秋》201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