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林彪(中）与周恩来（右二）、董必武（右一）等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从重庆发到延安一封电报：蒋介石不久将到西安，想约毛泽东谈谈。这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或许提前三年实现会晤。但出于多方考虑，最后中共派出林彪与蒋会晤。那么，蒋介石为何此时提出要约见毛泽东？而中共为何又是选派林彪担任毛蒋会晤的先行官？这次会谈又有何成果呢？
林彪归国做“亲善大使”
1942年，皖南事变余波未息，国共关系之所以触底反弹，与国际上发生的两件大事不无关系：1941年6月的苏德战争和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这两件事使得苏美两大国都希望中国坚持抗战，不希望国共两党关系恶化。罗斯福曾通过私人代表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美国还表示，它提供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季米特洛夫1941年12月也致电毛泽东：“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存在的误会，使中国的武装力量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太平洋战争后的第21天，在苏联疗伤的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回国。林彪在苏联不仅疗伤，实际上还担当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疏通联络的重要任务。蒋介石与林彪颇有渊源，当年蒋是黄埔军校校长，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林彪1941年10月离开莫斯科，途经乌兰巴托时，正值国民政府继英、美之后正式对日宣战，日军封锁了外蒙通往中国的口岸，几经交涉才允过境，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时已是1942年1月了。到达迪化后，林彪专门通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有苏联人的意图在里面。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林彪回国有极大的兴趣，当即给迪化、兰州、西安等地党政军方面下令，林彪途经各地不得留难。蒋介石还指示戴笠：“通知甘肃省主席，以礼相待，按省长待遇迎接，护送到延安。”
1942年1月5日，林彪到达兰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亲自出面宴请。16日，林彪抵达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黄埔一期生胡宗南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宴请并与之长谈。胡宗南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武器，并让八路军干部到战区医院看病。之后，胡宗南专门派军医处长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诊，还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
毛泽东对于林彪在兰州、西安等地的工作很满意，特意叮嘱林彪在西安安心住上一段时间，暂时不回延安，给蒋介石造成林彪所为与苏联指示有关而非秉承中共之命的感觉，如果林彪急匆匆回到延安，然后再到西安，那必将引起蒋的怀疑。
2月，重病中的张浩（即林育英，林彪的堂弟，八路军129师政委）托人带口信给逗留西安的林彪，叫他赶快到延安见最后一面，林彪这才乘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卡车返回延安。
林彪此次回国做了一回国共两党关系的“亲善大使”，其从事的统战工作也深得毛泽东等人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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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苏联养伤的林彪1942年回国。图为归国后在抗大校长任上的林彪
毛泽东：“我去见蒋有益无害”
林彪归国后，国共关系进入较为和缓的时期，中共方面判断，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国共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紧张下去。7月初，中共中央开始公开纪念发表抗战五周年的“七七”宣言，宣布：“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国民党高层经过讨论后，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说起一个星期以后他要去西安：“想在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晤。请你电告延安。”这样，周恩来当即电告毛泽东，并认为蒋“在态度上看不出有何恶意”，但是“其目的未可测”。毕竟有张学良的前车之鉴，于是，他向中央提出两种方案：第一方案，毛泽东称病，派林彪为代表到西安去见蒋介石；第二方案，要求蒋介石带周恩来去西安，周恩来再由西安飞延安，陪一中共中央代表前来西安见蒋。
8月17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康生拟定一份电报发给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起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周恩来接到电报后，即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思转告蒋介石。
不过，毛泽东斟酌再三，认为从大局出发，如果蒋没有恶意，还是亲自出面为好，他在8月19日凌晨，给周恩来发去电报，认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8月29日，毛再提见蒋：“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候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周恩来长期深居国民党政治中心，直接和蒋介石打了许多年交道，深谙蒋的内心想法。9月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表示：蒋缺乏诚意，“决非民主合作”，“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蒋竭力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包藏祸心”，而且局势亦“并非对我有利”。周恩来还分析说，如果毛去西安见蒋，蒋很可能邀请毛到重庆出席参政会，然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这种可能性不可不防。若这种情况发生，“于我损失太大”。他提议请林彪出面见蒋介石，“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最后，依照政治局的决定，先派林彪出面试探。1942年9月初，中共中央接到国民党的函件，称林彪近日可到西安与蒋介石见面。9月14日，林彪乘车前往西安。由于路不好走，汽车又老出故障，林彪走了三四天才到达西安。此时蒋介石因有急事已经走了。他走时，给西安行营留话，林彪到后，叫其到重庆面谈。
9月17日，林彪给毛泽东发电，告知蒋介石已走，并询问他是否到重庆去。9月18日，毛泽东给林彪回电，嘱他在西安等待，并利用此机会与各界多交谈，然后再赴重庆见蒋介石。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住了下来。这期间，他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张治中、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等人数度交谈，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及与国民党合作的意义。
蒋介石：对林彪“多施加影响”
1942年10月7日，林彪带着伍云甫到达重庆，12日，接到通知：蒋介石于13日会见林彪，请中共方面做好准备。13日，林彪、周恩来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进入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的办公室。林彪在与蒋的谈话中称蒋为“校长”，并转达了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问候，说毛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可出来会见。在大约一小时的会见中，林彪对国民党十中全会精神和蒋介石在会上的演讲表示赞扬，并说中共诚心诚意拥护蒋为民族领袖，林彪最后还提到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蒋一开始对林的谈话还很感兴趣，但一听到“内战危险”字眼，就不耐烦，不停地看手表，表示他不想再听下去了。周恩来看出气氛不好，示意林彪不要再讲了。这样，林彪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谈就在不愉快中结束了。
蒋介石对林彪的军事才能非常欣赏，专门指示戴笠、康泽、唐纵、滕杰等黄埔毕业生做好接待工作，其方法是，表面要热情，暗中要监视，在思想上要“多施加影响”。
10月17日，康泽、滕杰、唐纵等以同学的名义专程去看林彪，并请林彪吃饭。在宴席上，双方聊及黄埔往事，相谈甚欢。据唐纵在日记中记载，林彪还着重谈了国家建设问题。他说，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如果不是战争，建设国家的条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好，只要全国上下一心，人民团结一致，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第二天，唐纵就将宴请林彪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听了，对唐纵说：“你们这样做好，叫雨农(戴笠)也请请他。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思想随着环境的变化，也易发生变化。我的学生中，林彪的军事才干是非常突出的，你们对他在重庆的活动，应多加注意。有重要情况，要及时告诉我。”
据伍云甫日记记载，林彪到重庆后活动比较多，除国民党一些要人不断来看他外，他也常出去看望国民党要人、同学、熟人，有时也去游览朝天门、歌乐山等风景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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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谈判仍无成果
林彪此行明显地起到了缓和两党关系的作用。到重庆后，他几乎会见了所有国民党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如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孙科、冯玉祥、陈诚、张治中、刘斐、康泽、贺衷寒等。据林彪的看法，多数人“对国共关系态度，较党棍公平得多”。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显然相当满意，因而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抱有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但周恩来仍旧坚持不同意见，认为“他们所认识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下，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提议目前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于见蒋时亦可表示愿听调遣，但说明困难，请求停打并准予接济。考虑到周的意见不无道理，毛泽东于10月28日复电周表示同意，并建议林在二次见蒋后回延安。
1942年12月14日，林彪接到国民党方面的通知，蒋介石于16日与他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中，蒋介石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谈判不是政治手段等等。会谈中，林彪谈到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抗日的情况，提出扩编军队和发给药品的要求时，蒋介石避重就轻，只说药品可由何应钦发给，闭口不谈扩编军队。当林彪提出恢复新四军番号的问题时，蒋介石十分恼火：“新四军一不抗日，二系叛军，我已下令取消了番号，还谈它干什么？”并说：“今后勿再提新四军，再提新四军我是不听的！”可能觉得话说得太直，蒋介石又补充道：“因为你是我的学生，所以我有什么，就跟你说什么。对别人我就不说了。”结果这次谈判又毫无成果。
林蒋会谈，证实了周恩来事先关于“不会有结果”的预料。为了做到有理有节，进退自如，周恩来选定了共产党合法化、八路军扩编为12个师、陕甘宁边区改为中央政府直辖行政区、中共军队如情况允许时可磋商移动等四项提案，经中共中央批准，偕林彪于12月24日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进行谈判。为了套出国民党方面的具体条件，也使林彪不致被久困重庆，在谈判时，周恩来声明，如上述四项提案可以谈，林彪则留在重庆继续谈判，如果双方条件相差太远，无法谈下去，便请蒋委员长指示具体方针，交林彪带回延安商量。
1943年1月14日，张治中约见周恩来，希望中共放弃军队。这就进一步表明蒋介石要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并无诚意。1943年6月7日，周恩来偕林彪见蒋介石，认为谈判无法进行，提出于最近回延，得到蒋介石的许可。
林彪、周恩来离开后，蒋介石为自己以前的设想未能实现也感到惋惜，觉得还可以再做一做林彪的工作。他叫人去通知戴笠、唐纵等黄埔同学，要他们在林彪回延安前再宴请林几次，与他好好谈谈。
1943年6月底，周恩来、林彪、邓颖超、伍云甫、孔原等乘5辆卡车同返延安。这是周恩来（右）、林彪（左）离开重庆前留影
1943年6月14日，张治中设宴为林彪、周恩来饯行，并请何应钦、戴笠、康泽、唐纵等人作陪。而此时，毛泽东也对林彪回延安的事情十分牵挂。他怕夜长梦多，发生意外，希望林彪早日回去。6月15日，他给林彪、周恩来发来一电，催促林彪尽快回延。这样，1943年6月23日，周恩来、林彪等从重庆出发，乘车返回延安，国共之间这次试探性的会谈亦宣告结束。（黄金生）
（参考资料：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汪幸福：《林彪代表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张家康：《林彪担任毛蒋会晤的先行官》；齐卫平：《一次为毛泽东的重庆之行埋下伏笔的国共谈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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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海外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