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1月12日讯记者杨耀文近日，记者来到坐落在重庆市万州区天城镇塘坊一个具有“青青校园、鸟语花香、绿树成荫”，历史极其厚重、铸造了无数英才的百年老校——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进入校园，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前方行道树上近百幅字体各异的红色对联。据介绍，这些对联是学生根据学校要求必须练好“三笔字”（粉笔、钢笔、毛笔）教学目标的部分习作，也是几十年来形成的一贯传统了。
校训篇
当记者希望校方介绍一些关于学校的发展历程等情况时，校领导把记者带到了一个用透明的有机玻璃外罩笼罩的石碑前，石碑上面刻着的鲜红色大字，十分引人注目，这便是幼专的校训碑。据介绍，这是为了让校训碑免受风霜雨雪的侵蚀，而特地建造的玻璃保护罩。
这块校训碑比一般的石碑更加髙大厚重，石碑高2.2米，宽1.2米，厚0.17米。石碑的顶部因为风化而缺失了一小块，有的地方石料已经开始起层，显出风霜磨砺的痕迹。
碑文上大红色的篆书字体提醒着人们，这便是校园里传承了近百年的校训：“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在校训的左下侧，是一段200字左右的石刻小字，这是一篇关于校训的题记，讲述了当时校训题词的由来。
校训的题写人章太炎（章炳麟），系1917年7月，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时的大元帅府秘书长。次年，护法运动失败后，章炳麟离开广州北巡视察，途中，章炳麟乘船经万县时，应时任校长钟正懋之邀到学校视察而题。
据原万县师范学校（幼专前身）两位退休教师（李祥清和沈毓斌是）潜心研究后认为：
校训内容选自《荀子?劝学》篇——“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意思是说，没有潜心钻研的精神，就不会有洞察一切的聪明，学业上就不会有显著成绩；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就不会有显赫卓著的成就。骏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慢慢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努力地奔走。
据介绍，今年是幼专办学历史100年，而校训碑亦有96年历史。李祥清告诉记者，这则校训旨在为了让学生明白学习的目的、意义、态度和方法，以此来勉励学生努力学习。
现任校长柳卫东，曾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也对校训作了这样的诠释：校训铭志达功，内外兼修育人；善待源头活水，文耕百年常新。
红色篇
在学校博物馆，学校工作人员面对一幅幅照片、一件件物品、一篇篇文章，为记者讲述了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前世今身。
万州师范学校发轫于原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由留日学者钟稚琚先生创办于1914年，初建于万县城东门外文昌宫，1918年迁至离城十余里的亢家湾，后迁天城镇。是当时下川东之最高学府。亦是当时四川仅有的四所师范学校之一。怀抱读书救国，追求真理之目的，肖楚女、恽代英、刘伯坚、何其芳、彭咏梧等革命先辈来此任教、读书、讲学，传播马列思想，造就革命人才，涌现出大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不朽功勋，学校享有“下川东革命摇篮”之美誉。百年风云，百年教育，学校五易其名，历经桑田，曲折发展，坚守教育救国、培育英才之目标，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以师范教育为特色，注重传统教育，狠抓素质培养，力争全面发展，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人才达两万之众，声名远扬，铭刻历史。
比如，刘伯坚在省四师成立的第二年，便从川北大巴山腹地平昌县步行580里山路来到学校求学。受革命影响，他的政治思想迅速升华，是当时在省四师求学的觉醒一代青年的代表。他于1917年秋离开省四师，三年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了由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省四师的同学们有了新的觉醒，他们和全国的学生一样，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们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铲除了街市上的日本仁丹广告。万县的日本三菱公司雇力夫运桐油上船，经省四师的同学劝阻后，力夫全部散去。
1920年6月，省四师遭到劫匪袭击，数十名教员被绑走，有一人被打死，七人被击伤。这是在军阀统治下，教师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血证。
一度时期，该校师范部吸引了许多毕业于全国名牌大学教师的前来任教。如刘明扬、李曼成、秦斌，均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何超腾、李嘉仲分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和教育研究所。更有留学回国任教的，如首任校长钟正懋曾留学日本，数学教员孔羽丰毕业于日本工业大学，博物教员丁榕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语教员池伟棠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
1923年春，国民大革命前夕，四川人民饱受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之苦。此时，肖楚女受省四师校长刘明扬的聘请，由重庆来到省四师任教，他开始将共产主义的星星之火，撒向省四师这片热土。
肖楚女来到省四师后，担任学校的国文课教学。他把课堂当作战场，自编教材，将鲁迅的作品和《新青年》、《向导》等书刊上的文章选作教材供学生学习。他还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指导青年学生在课余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刊，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灌输青年学生的头脑。
当时，省四师校长刘明扬是国家主义派，他极力鼓吹“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和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还散布什么“挽救中国之道，只有立足于国家主义而不立足于共产主义”的谬论，又让一些国家主义派的骨干分子霸占着讲坛。肖楚女通过课堂、读书会、墙报及其他活动主动出击，旗帜鲜明地反对国家主义，向广大青年学生明确指出：只有反帝反封建，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国。与此同时，肖楚女还发动学生掀起了一个“择师运动”，将一个个国家主义分子赶下了讲台，甚至撵出了校门。之后，肖楚女又趁热打铁，鼓励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还教育学生多参加劳动。他自己生活十分俭朴，他把每月薪金的大部分都拿去作发展革命事业的经费。
1923年初夏，革命先辈恽代英路过万县，会见了肖楚女。肖楚女特地邀请恽代英到省四师向学生作了一次“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恽代英在演讲中，对国家主义派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坚定地指出中国只有走俄国人的路，实行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出路。他的讲话，再一次在青年学生中掀起革命狂澜，更加坚定了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信念。
肖楚女在省四师的革命活动，招来了守旧派和国家主义派分子的忌恨和排挤，1923夏天，期末考试结束后，肖楚女被迫离开了省四师。
肖楚女在省四师的时间虽然只有近半年，但他却在这块处女地上，深深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他在学生中组织“学习励进会”，积极进行团组织的建立准备工作。不久后，省四师在下川东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C?Y组织），发展了吴毅（吴心仁）、朱亚凡（朱泽淮）、吴逸僧（吴心俊）、郑叔伦等为团员。这些团员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吴毅入党后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是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8年7月组织第二次广州起义时，被捕牺牲，年仅21岁。他的胞兄吴逸僧离开省四师后，追随肖楚女，考上了武汉中央军校，后来回到老家忠县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了党的县委书记。1930年8月，他协助李光华、王维舟指挥的四川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向鄂西东征渡过长江时，做出过重大贡献。10月参加原三路红军游击队副总指挥秦伯卿组建的“共产军”并担任政委，为革命鞠躬尽瘁。朱亚凡后来入了党，长期坚持地下斗争。1940年3月，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活动——成都“抢米事件中被捕牺牲。
“九?五惨案”死难者的血迹还未干，投蒋的杨森就向英帝妥协投降，还奴颜媚膝地组织御用“九?五”足球队，专与英国军舰足球队进行所谓“友谊”赛，想以此来抹掉万县人民心中对英帝制造“九?五”惨案所种下的仇恨。
当时，省四师体艺组负责教师是北师大体育系毕业的共产党员何超腾。他于1926年下期来校任教，在教学中他提出“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进行体育运动。”在他的严格训练下，体艺组的足、篮排球队在各种场合的比赛中，均屡战屡胜，早负盛名。因此，杨森指名要省四师足球队员参加“九?五”足球队与英舰“白雀号”足球队的比赛。由于“九?五”足球队未注重配合，前两次比赛均告失利。以何超腾为首的省四师爱国师生，憋着一股气。为了给“九?五惨案”雪耻，为中国人民争气，他们加紧训练，还要校长唐士心向杨森转达要打败“白雀号”足球队的决心，并立下了“军令状”。在第三场比赛时，杨森也坐到了主席台上观战。穿着省四师队服的“九?五”足球队，怀着雪耻的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和特长，终以2：0战胜了“白雀”队。顿时，场上万众沸腾，胜利的消息也迅速传遍万县全城。1928年10月，何超腾又指导省四师的篮球队和排球队，打败了停泊在万县的美国军舰上的篮球队和排球队。省四师球队的胜利，受到了万县人民长时间的称颂，人们称颂何超腾是反帝英雄。
英才篇
从建校到土地革命，再到新中国建立的各个时期，省四师以铭记校训为指针，以弘扬传统为目标，以创新实干为根本，培育出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路路英才。如吕在和，1927年从省四师回到川北达县蒲家场开展党的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达县第一个党支部；1929年4月在万源固军坝起义任四川第一路红军游击队司令员的李家俊，领导川陕边区巴山游击队；从1935年1月起与敌人斗争长达6年之久的赵明恩；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张爱萍、魏传统等，都是蒲家场支部培养发展出来的党员。有的在省四师入党的学生，离校后到各地去组织群众和领导游击战争，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赵明恩、陈光鑫、江琬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万县师范学校自1914年建校至今年，已走过了100年的风雨历程，谱写出一页页壮丽的历史篇章。民主革命时期，省四师、省万师是下川东的最高学府，青年学子的革命摇篮。革命先辈肖楚女、恽代英、刘伯坚、陈伯钧、李嘉仲、彭咏梧等，都曾在这里工作、学习或战斗过。他们在学校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造就革命人才，为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学校培育的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抱着救国救民之志，有的战斗在学校；有的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宣传发动群众，领导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有的历经艰辛，奔赴井冈山或延安；有的到战争前线，挥戈跃马、纵横驰骋。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仅在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中，省万师就有蓝蒂裕、石文钧、黄楠材、高天柱、袁德朗、朱世君、颜昌豪、赵晶片、胡作霖、赖德国、师韵文等十余名烈士遇害。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日益关怀和重视，万县师范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其间虽经“文革”的干扰和冲击，但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很快又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几十年来，万县师范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师资，为万县地区和四川省、重庆市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殊功。
易开基，1926年入省四师，后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国立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任教授、钢琴系主任，是我国第一流钢琴家；王怀安，1931年入省四师，历任四川大学党总支书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推事、司法部办公厅主任、司长、部长助理，最高人民法院庭长、常务副院长；
彭纹，1943年入省万师，曾任《羊城晚报》社理学术部主任，《求是》主编，主编出版有《〈求是〉文粹》、《成功家的故事》等；应维森，1946年入省万师，1987年任中国民航成都双流机场总经理、党委书记，并被选为中国民航协会第一届副会长，高级政工师，1994年被评为“中国500名企业创业者”之一。
张经纹，1948年入省万师普二班，毕业后长期在附小、鸡公岭小学任教，着力探索小学语文教学中识字、阅读、作文结合的规律，撰有《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等书，获省特级教师、省劳模、省“三八”红旗手等光荣称号；
张永枚，1949年入省万师28班，我国现代著名词作家、诗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创作的著名歌曲有《骑马跨枪走天下》、《井冈山上采杨梅》、《人民军队忠于党》、长篇小说《红巾魂》、长诗《西沙之战》以及现代京剧《平原作战》等；
郎太根，1952年入万师，我国现代著名词作家，后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作家协会会员，教授，八十年代为万师创作了校歌歌词；
李德奎，1952年入万师，后任西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多次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骆玉芝，1953年入万师，长期在贫困山区任教，曾任云阳凤鸣小学校长，1979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1982年被选为“十二大”代表；
汪建德，早年毕业于万县师范学校，现任万州第二高级中学校长、党委书记，系中国教育学会会员、重庆市教育学会安全稳定专委会理事、区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区教育学会学术委员、区教育学会德育专委会副理事长、万州区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万州教师进修学校特聘高级讲师、重庆三峡学院特聘教授，重庆市中小学骨干校长。
主持国家、市、区级科研课题4个，有20余项科研成果获全国、市、区“优秀科研成果奖”，撰写的40多篇教育科研论文在《中国教育学刊》、《中小学管理》、《今日教育》等国家、省级刊物公开发表，主编、参编著作三部，出版个人专著一部。
先后荣获万州区“教育宣传先进个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优秀党务工作者”、“高中教育先进个人”、“十佳创新能手”，重庆市“优秀德育工作者”、“教育系统普法先进个人”、“教育安全稳定工作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德育科研先进个人”等称号。
傅开国，1977年入万师，现任重庆市万州区教育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享受政府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重庆市万州区首批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教育部课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30多篇共100余万字，主编、撰写教育教学论著、语文工具书、教师用书等150多册（部）计4000多万字，其成果18次获国家及省市社会科学、优秀教育成果一、二、三等奖。
此外，还涌现了罗永芬、谭宜同、周启元、余厚生、潘光秀、贾世珍、程良勤、张宗波、任开顺、黄德忠、郎天珍等一批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或优秀班主任，以及原万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明政、原万县市政协主席贺启厚、原万县市政协副主席黄昌元、原万县县委副书记凌希政等一批党政领导。更有一批毕业生正战斗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积极推进依法治国、改革创新，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谱写新的篇章。
据统计，百年来，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师资，为四川省和重庆市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殊功。据统计，从1950年到2014年，万师共送毕业班42届，毕业学生7888人。1966年以前，附设中师函授部毕业学员4550人，两项合计12400人。加上建国前的师范毕业生，总数超过13000人。如果加上1994年后的万师毕业生，原幼师的毕业生，以及商贸中专的毕业生，共约有4万多毕业生。这些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省内各地，绝大部分被分配到原万县地区九县一市的小学和初中。他们当中不少已成为各级各地的领导，或是中小学骨干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