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4-04
张林撰文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借长江三峡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继续抵抗。中国空军也随地面战局的失利，西撤进驻四川，保卫陪都重庆。
12月2日，日本大本营发布了345号大陆作战令，叫嚣以摧毁敌人的抗战意志为航空进攻作战的目的。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企图以炸迫降，以航空进攻作战最终解支那事件。已完全处于劣势的中国空军根本无法阻挡日本狂轰滥炸。
被长江、嘉陵江环抱着的重庆，因四面环山而素有山城之称，襟江背岭，浓雾蔽城，易守难攻。正是由于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70多年前的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以重庆作为战时首都。
历史学者王晓华认为：一开始，蒋介石并没有大后方这个概念，是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研究了中国的地理以后提出的，认为沿长江上行，过了夔门，地势险峻，确实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就给蒋介石定了一个计划，说中国的大后方，必须设在重庆。
法肯豪森在给蒋介石的报告里，指出与日军作战的方针与步骤：“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个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联带关系。次之为武汉、南昌，可做支撑点，宜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终之四川，为最后防地。”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不久，12月2日，日本裕仁天皇便下令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甚至明确提出对重庆的航空进攻作战，可以直接攻击平民。
由于缺乏对地面目标的详细导航资料，加上四川特有的多雾、低云天气影响，日军第一飞行团长寺仓正三少将建议等四五月份天气好转的时候，再全力以赴轰炸重庆。
重庆在度过了少有的几个月平静后，进入五月。
自从成为陪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就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入重庆。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也在重庆设立大使馆，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军事指挥中枢、外交中枢和抗战时期工业的生命线。
这也意味着重庆人民必将面对凶残的杀戮。
五有，雾气渐渐散去，石榴花绽放出鲜红的花瓣。
火红的石榴花除了提醒人们夏季的到来，也暗示了流血的开始。
五四路是重庆商务区，1939年，日本发动的五月攻势让这里瞬时变为了人间地狱。
5月3日，随着太阳的升起，缭绕在重庆市区的雾气渐渐散去，天空开始放晴，大街小巷依然像往常一样忙碌繁华。
9点，汉口机场上一阵爆音和升腾起一片尘土后，日本海军第13、14航空队共54架96式攻击机，在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大队司令官塚原二四三少将的指挥下，依次腾空而起。机群由湘西、黔北绕道而行，意图利用太阳光芒掩护，偷袭重庆。
11点30分，日本轰炸机群编队已经越过长江三峡上空，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半岛上耸立的山城重庆历历在目。在5月的阳光下，日本飞行员们也是第一次看到抗日首都的全貌，空中看去，重庆犹如浮在水面上的一片树叶。
重庆防控司令部此时接到报告，日机大举西飞，目标四川。
就在日机进入轰炸航线的一刹那间，担任重庆防空任务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的董明德、郑少愚等人在极短的时间里用9架飞机组成3个编队升空。
下午一时许，重庆拉响了防空警报。十几分钟后，36架涂有血红圆盘标志的日机，在震天动地的声浪中飞临重庆上空。机群在4700公尺高空编组列阵，进入轰炸航线。此时，已经在5000公尺高空待战的中国空军战斗机一起向日机开火。
龚业悌是参与作战的编队飞行员之一。他说：“战前我们就研究了怎么打。我们只有28架飞机，他们有53架，我们怎么打？上面不能打，下面也不能打，那只好从前面打。我们有个问题，你对着它的前面打机关枪啊，开到最后要撞上去时，这飞机得脱离，我们就在快要撞上将我飞机横翻过来，翻过来这样脱离，上面打不了我，下面也打不了我。”
尽管中国空军飞行员拼死拦截，但日机经过最初的慌乱后，很快调整阵形，炸弹舱同时打开，随机携带的炸弹密集地向重庆市区倾泻而下。从下午一点半到两点，半个小时内36架日机投下了166颗炸弹和燃烧弹，重庆最繁华的陕西路和商业场小什字一带的21条街中，19条已经被炸成废墟，大火一直烧至半夜。这次空战第四大队21中队副队长张明生，第24中队飞行员张哲，被敌机击落牺牲，日机7架被击落。
对于中国空军和重庆的老百姓来说，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
第二天，天气依然晴好，这样的天气为日机的轰炸提供了方便。一大早，日本海军27架飞机分三批次再次飞临重庆，并将轰炸的时间改为黄昏。一方面是因为此时广大市民呢正处于下班高峰，或全家正在准备吃晚饭，选择这个时候轰炸，必然导致人群慌乱，造成巨大的杀伤。另一方面，中国空军随着长期消耗，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飞行员越来越不足，日军选择这个时候轰炸，也在有意避开中国空军的拦截，减少损失。日军对这样的战术称为“薄暮攻击”。
下午五点钟左右，凄厉的警报声响彻重庆上空。这一次，日机的投弹架上特意装载了大量的燃烧弹。
当时重庆有很多民房是木质结构和竹子构成的，房子和房子之间间隔很小，所以一枚燃烧弹就可以把一大片居民区摧毁，尤其有风的天气，燃烧弹的作用就更大。
中国航空学会理事张维说，日本人计算价值的时候非常冷酷，燃烧弹一烧一大片，烧毁的房屋价值要高过炸弹的价值。日本人就是这么想的，它不管你是不是平民，什么都炸，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军事目标，震慑打击中国人民抵抗的决心。
早在1937年11月，日本制定的《航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明确指出，战略攻击的实施包括破坏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
张维说，日军对于重庆的轰炸，是无差别轰炸的一个最恶劣的实例。因为当时日军发现通过地面部队进攻很麻烦，因为长江三峡是天险，有很高的山，地面部队无法展开突进；如果靠水面舰艇，沿长江越往上，大船越施展不开，生怕开进去之后，被两岸的炮火干掉；装甲部队更没有办法进川，怎么办呢？只能对重庆进行无差别的轰炸。
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于1939年5月4日的傍晚上演，在头顶上轰炸机的轰鸣和炸弹、燃烧弹落下的呼啸声中，重庆瞬间成为死亡地狱。
黄埔军校第十六期老兵方雄州说：“那时我们的各方面设备比较差啊，空袭警报也发得比较晚，敌机飞已经到了才发警报，跑都来不及跑，所以炸死了很多人。”
在重庆的中国空军顾问陈纳德目睹了日军轰炸的全过程，他在回忆录记述道，27架日本轰炸机像加拿大天鹅在春天从路易斯安那州飞向北方一样，摆着漂亮的V形阵势，逐渐接近，飞临有效轰炸区后，他们摆动机翼，迅速排成一字，并排前行。“投弹舱打开了，数百枚银光闪闪的燃烧弹洒落在这个城市里，燃起全城大火，肆虐的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
消防设施的落后正如陈纳德观察到的一样：“我走进这个正在燃烧的城市，协助大队人马用手摇抽水机去与烈火搏斗。这情形就好像要用花园浇水的水管子来扑灭一场森林大火一样，而市民也显然缺乏应有的常识，四川人拒绝进入掩体，他们只是回到家，关上门等着。”“烈火一直烧到江边，一万多人被大火活活烧死，或者被为浓烟呛死。”重庆大轰炸
日军在每一次轰炸之前，都要派出一至两架侦察机，从8000米左右的高度飞到目标的上空，看看有没有中国空军的飞机在附近，如果有中国的飞机在空中，它要等中国空军的油耗完了之后，才发出信号，引导日本轰炸机进入重庆轰炸。
5月3日、4日两天，日机在人口稠密的重庆中心区域投下爆炸弹176枚、燃烧弹116枚。曾经繁华的重庆市区，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这场惨案中的死伤人数到现在都没有定论。重庆航空司令部档案中的统计为军民死伤6314人，毁灭房屋4871幢。而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在庆贺日军战功的报导中，则是这样说，中国现在的国都重庆一瞬间变成了惨烈的战场，因轰炸而死的人达7000人，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空袭。
中国空军在5月4日的空袭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国际联合飞行队的飞行员乔治·韦格尔驾驶的柯蒂斯P-36轰炸机上装有两门23毫米加农炮。日本人第一次尝到了飞机上射出的炮弹的滋味。据报，乔治·韦格尔击落了四架日本飞机。战斗结束后，乔治·韦格尔降落在重庆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机场，第二天他试图返回重庆时，不幸撞山身亡。
此后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一直持续1939年的10月7日。这天，日机对重庆白市驿机场轰炸后，因重庆天气再次转为多雾，于是暂停了对重庆的轰炸。
变为废墟的山城在哭泣。
密密麻麻的弹坑，充满了血腥与死亡的屠杀。
这是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日本远东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在几十年后，对这次大轰炸有过这样的评价：当年执行空袭任务的日本海军航空官兵504人，他们没有踏上重庆这块土地，没有面对重庆的中国人，他们在高空，只是扳动了投弹杆，就像操作汽车变速杆一样。日军两天空袭炸死炸伤了7700余人，毁损房屋12000余间，将近20万市民流落废墟瓦砾之上，这表明日军军队新的屠杀方式已经形成。
日军对重庆的轰炸，除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外，古老的街巷也被大火永远吞没。为了永远铭记这一惨痛事件，国民政府将日军投下第一枚炸弹的道路命名为五四路。
多年之后，日本城市和平民遭到了比[1]更为惨烈的报复。美军在1944年、1945年持续轰炸日本本土，美国空军对日本98座城市实行战略轰炸，共出动B一29轰炸机3.3万架次，投弹16万吨，炸死23万人，炸伤35万人，全日本24的房屋变成废墟，1600架飞机被摧毁，1650艘船舰被击沉击伤。东京是受常规炸弹破坏最严重的城市，也是世界上受常规轰炸死亡最多的城市。仅1945年的三次轰炸就死亡14万人，焚毁全城50以上的房屋，使100多万人无家可归。史称“李梅火攻”。据目睹过重庆大轰炸的陈纳德说，他给美军远东空军司令李梅的建议是，因为日本的军事工业许多是分散在民间的作坊里，因此，战略轰炸必须投掷凝固汽油弹。
日本人用更多的血和命还了欠下的血债——虽然这种报复引起的道德争议今天还在持续。
[1]《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3年1月。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