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1950-9-15
应骥近照，他站在自己1949年参加西南服务团后在南京照的军装照旁。
四川外语大学名誉教授、离休干部应骥先生，是一位经历奇特的日语专家和民族学学者。他祖籍浙江宁波，生于韩国仁川，长在上海，曾参加二野西南服务团进军重庆，先后在重庆、山西工作。他是致公党20多年的老党员，去年12月8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用四期专栏打望应骥先生的风雨人生路。上周讲的是少年应骥怎样带妈妈逃出仁川，回到上海，今天说说他参加西南服务团出发到重庆的故事。
唱歌
1946年，在麦克·阿瑟1950年9月15日著名的仁川登陆前4年，16岁的应骥就带着妈妈逃出仁川，回到上海。他是在仁川出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和名城，但这里已无家可归。应骥说：“回到上海，我们最先住在杨树浦那一带的侨胞招待所，免费食宿。”
这时，基督教慈善组织再次接纳了他的母亲。“后来妈妈就到基督教会办的圣光中学当生活老师，我也跟着进去读书，又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读，也是免费。大姐在基督教的慈幼会当一般职员，二姐在青岛电厂上班。后来我到徐州大姐那里在一个中学旁听了几个月。大姐原来在河北田粮处工作的一个同事在追求她，原来是个科长，后来参军，在警备司令部当了一个参谋长。后来我大姐了解他家里有老婆，就分开了。当时淮海战役已在徐州一带开打，没法呆，我又回到上海继续读书。”
回到上海，当他考上七宝农业职业学校时，还不知道这是沪西地区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重点之一。“七宝农校就是现在的上海农学院，已经成了上海交大的地盘了，当时上面的领导就是上海交大。我们有些同学经常到交大去开会，里面就有解放后任苏州第一任市委书记的林瑞章。那几个党员同学他们虽然没有说，但我们还是感觉到他们的特殊身份。他们讲人人平等讲抗日，哪个不赞成？我从小就反对日本人，大家就谈到一块去了，很亲切。”
1940年在山东沂蒙山共产党根据地诞生的《跟着共产党走》（又名《你是灯塔》），已经传到上海滩，和周璇的《夜上海》一起，流行在应骥他们这一代城市青年中。
在这些歌声中，应骥在市立七宝农校读了两年书。“当时家里贫寒，学校也减免了一点学费，我生活费都交不起，就找亲戚东借西借，欠一屁股债，到现在都没有还，你还哪一个？都找不到人啦。第三年就看见大军进城了，最先进城的，是淮海战役起义的国军部队。给我们作报告的首长，都穿得跟老百姓一模一样，我们心里面很受感动。”
出发
应骥翻出一个通讯录大小的本子，那是一本“西南服务团”纪念册，他指着上面一张剪报的照片：“这是1949年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西南服务团团员录取名单。你看，我的名字在这里。”名字密密麻麻，墨迹模糊，难以辨认，但他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还是像他68年前第一次看见时那样兴奋。
这是他命运的一大转折点。“参加西南服务团，解放大西南，看见西南服务团在《解放日报》招人了，我们七宝农校有8个同学就去沪西中学报了名，也没什么考试，就填个表。当时要人都来不及，那个时候中学毕业都不简单，我们还是大专生，就全录取了，最后有两个人因故没去。”
西南服务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是1949年夏天刘邓大军二野进军大西南前，从上海、南京、安徽等地招收的一批城市管理干部和大中学生，工作地点是大西南云、贵、川。
从报名到出发，只有几天时间。“从沪西中学出发，我们是四大队，下面有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一百多人，各穿各的服装，当时还没发军装。绑腿倒是发了，但还没打；背包打得比较整齐，三横压两竖，已经会打了。我跟妈妈说我们行军要走了，大家都很伤感，妈妈含着眼泪送我走的。我们排着队走向火车站。看见妈妈站在路边，我也没办法，只好向妈妈点点头。已经黄昏了，太阳光还照起的，很多妈妈眼里都含着泪。从上海沪西走到闸北火车站，走了一个多小时。在黄昏之中，我们离开了上海。”
路上
“一到南京，我们住在伪财政部，后来又住到伪国税局。每天都去听首长作报告，一般都在伪国大礼堂，刘邓首长也讲过。第一次是在大夏大学听的，曹荻秋讲，后来他到重庆当过副市长，当时是我们西南服务团第一团的团长。”
在南京呆了整整一个夏天，三个月后，国庆节出发。“我们从住地走到江边。那阵长江根本没有桥，坐轮渡过江到津浦铁路的浦口车站，等到半夜，风吹起冷得不得了，才上车。是闷罐车，又黑又脏又冷，打扫一下，背包一搁就坐下了；晚上打开背包就睡，男女混住，晚上不能伸脚，一伸就伸到别人鼻子上去了。上厕所和吃饭都得等到在大站下车才得行。”
火车一直开到汉口，过江到临湘，开始坐汽车。“但沿途都在修公路，所以坐的节节车，有时坐个一两站就下来，没公路了，又开始步行。到湖南汨罗江过大桥，很高。下面是江水，路面窄，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很危险。连歌都不敢唱了。”
西南服务团通向重庆的路，后来被邓小平称之为“小长征”。在路上，应骥身体已经有点不行了。“我在南京出发之前，就生病了，得了恶性疟疾，打摆子很厉害。卫生员加倍给我吃药，算是把病暂时压下去。在路上已经感到不舒服了，分队长呀，小队长，左一个右一个地扶着我，他们对我都不错，还背着我的行李。我周身没劲，忽冷忽热。要是没人拖着我走，我的脚就站不起来。”
全团在常德休整时，应骥终于病倒了。“我们在常德改编成立财经大队，开始分工，为到重庆作准备，但都没我的份，我住院了。一到常德，遭不住了，我还是垮了，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应骥眼睁睁看着大部队开拔，向重庆进发，自己却只能躺在常德二野三兵团医院的病床上。“好像在常德的一个中学里面，病床就是课桌拼起来，垫着很薄的军毯，好冷哟，两只脚只有蜷起，后来病好了，两只脚又一时伸不直了。伙食还可以，但是吃不下。湖南橘柑多，每天吃橘柑，特别便宜。”
他是10月住的院，第二年1月，三兵团医院要转到贵州去，就用帆船把他们转到湘潭五兵团的后方医院。“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三月间我出的院。这时，大部队早就走到重庆了。从报纸上看，重庆解放了，我的同学们都一一到位，只有我一个人还躺在医院，还不能动。着急得不得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一出院我就马上向重庆奔去，争取赶上大部队。”
欲知应骥出院到重庆之后的遭遇，我们下周再说。文/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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