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点将重庆晚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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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点将重庆晚报推广(组图)2015-09-1609:46:00来源:(重庆)分享到：阎肃在演播室
编者按
中宣部文艺局、中国文明网、光明网共同推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百位文艺名家讲故事》活动9月16日启动，邀请全国10家都市报媒体联合推广。重庆晚报作为西部唯一一家受邀媒体，将开辟活动专栏，于每周三（暂定）推出一期。
据悉，《百位文艺名家讲故事》将邀请文艺界成就高、影响大、声誉好、群众喜爱的文艺名家，结合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创作经历，结合文艺界正在开展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一直以来，重庆晚报大唱好人精神。1997年7月评选“重庆争光贡献奖”，当年便得到市政府首肯并得以推行；从2005年12月起推出大型公益活动“感动重庆十大市民”，2006年升格为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市级奖项“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推出“重庆十佳孝顺儿女评选”，先后受到国家文化部、重庆市委市政府等肯定和表彰。
2006年4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同志来重庆考察时，对重庆晚报给予高度肯定，并要求在全国进行推广。
唱了半个世纪的歌
《我爱祖国的蓝天》
阎肃揭秘创作过程
解放前，我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考上重庆大学和四川大学，后来读了重大的工商管理系。解放后，重庆大中院校学生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的夏季暑期学员活动。我是大专部文艺部的副部长，组织大家做文艺演出，受到了西南工作委员会的青睐。领导告诉我：“你不要念书了，我们要成立一个青年艺术工作队。”我欣然答应。我觉得我要给新中国干点事儿。
1950年9月大学还没读完，我就加入了青年文工队。
当时，我所有的同学都瞧不起我。他们有考北大、清华的，有留学捷克、苏联的，觉得最没出息就是我了，好好的大学不念，唱戏去了。我的初恋情人，都订婚了，她后来去北京念大学，也因为这件事跟我分手。
我们跑遍重庆的大街小巷。重庆在抗战时期人文荟萃，文化人基本上都在这儿待过，比如巴金、老舍、曹禺、郭沫若。他们的小说、剧作都很受我们追捧，可以说，我们是吃着这些文化巨人的乳汁长大的。
我们也看好莱坞的经典电影，比如《卡萨布兰卡》等，我们对于国外文化的态度是兼收并蓄的。
事无大小
要做就做最好
我原来在青年艺术工作队，什么都干过，拉过大幕、干过舞台照明；唱过合唱、跳过集体舞；说过相声、还催过场……但我到现在都还会想，就算是拉大幕也要把它拉好，绝对不是机械式的简单工作，我要拉的快慢和导演心里想的节奏是一样的。
当时我管照明，就琢磨怎么能做好。当时舞台照明用的是汽灯，里面有一个石棉的灯罩，灯罩有个特点，油气会凝固在上面，烧一次就灰了，轻轻一碰就碎。为了节约成本，想要一个灯罩多用几次，我弄了一个盒子支撑着灯罩，把中间的口焊住，避免了油气附着。我走到哪儿都抱着这个灯罩，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这样，一个灯罩在我手里可以用到七八次。
我当然也会有缺点，就是有时候好表现自己。有一次我在话剧《爱国者》里演伪村长蒋三宣，劝一个老太太投降当汉奸被老太太怒斥。当蒋三宣灰头土脸要走时，有一句台词是“老太太，那我可走了”，这意思就是你等着吧。我带着诙谐、有点儿冷笑的情绪说了这句词，台下“哗”的一声，有笑声有掌声，我当时好得意。临出门我又回头说了一句“老太太，我可走了”，底下又一阵叫好。于是，我又绕到了窗户口冲着老太太再来一遍。一句台词说了三遍，三遍语气重心还不一样，戏里可没这个。下了台，导演的鼻子都气歪了，说我“胡闹”。当时的主演也不干了。这就是我当初年轻不懂事，好出风头犯的错误。
深入生活
为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后来，在青年艺术工作队的基础上成立青年文工团，我的任务是到处去做宣传工作。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城里人、农村人、国民党的兵，甚至特务；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普通干部，还有乡下集市上的普通老百姓。接近这些不同的人，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基础。和各色人等都熟悉了，带给我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后来写歌剧《江姐》时的顺理成章。
当时我根本没想过今后会搞创作，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心满意足了。对于舞台、对于文艺工作，自己能做得津津有味，可能源自于我从小对这些事情的热爱。
四岁时，爸爸就领我到票房里去学京戏。京戏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后来念小学、中学，有一段时间我家被日本人炸光了，我就跟着妈妈到修道院避难。妈妈帮着神父打零杂、洗衣服，我就在修道院里头相当于做修士的工作，准备将来当神父。我跟着教会学拉丁文、国文、数学。教我国文的是一个老神父，是清末的秀才，不懂白话文，所以我现在的古文底子就像私塾教出来的一样。
步入军营
从演员到普通一兵
1953年，西南青年文工团员都到部队当兵。我这一当兵就是60年。
1960年左右，领导忽然发现我有点儿写作的才能，有一天把我叫住说：“我们考虑再三，你去搞创作吧！”我说不干，业余写着玩还挺好，写好了有表扬，写不成了也没人打屁股，多自由。领导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就表示我服从，但搞创作我干不来。领导说很简单，你去深入生活。
我说走就走，下到了广州沙皮的空军部队，去的机组中队。刚去第一天，晚上稀里糊涂地睡到半夜12点40分左右，一声哨响，紧急集合。睡在我下铺的大个子机电员是山东胶州人，一口山东口音。我谁也不认识，就跟着大个儿往外跑。跑着跑着，两队伍一交叉，我一直跑到机场的另一头，前面大个子一回头，一口湖北话，我这才知道跟错人了。等我跑到集合点，队伍已经解散了，这就是我下部队的第一天。从第二天起，让我去种菜。种了四个月菜，我连飞机的影子都没看到，心里特别不高兴，谁都不理。
后来，我们一起下部队的四个人凑在一起吃饭，大家情况都一样。我们觉得这样太被动，要主动争取。当天我回到队里，就拉着大个子聊了起来，很快我们就打成了一片。他们开始领我到外场去刷飞机，再做一些加油、分解轮胎等工作。我给他们变魔术、讲相声，慢慢地就和整个地勤部队、飞行员们都熟络起来。
扎根基层
寻找创作的源头活水
下部队一年后的一个傍晚，在飞机场的跑道尽头停着八架飞机，我和机电师扛着旋梯去做检查，看到最后一架飞机的飞行员小王，正坐在飞机上望着天空发呆。那一刻，他的背影映着漫天晚霞，美丽迷人。我很好奇，心想他在琢磨什么？机电师告诉我，他心里惦记着头顶这片天，作为飞行员的他们深深地热爱祖国的蓝天。当天夜里，我情不自禁地在被窝里琢磨出了一首诗叫《我爱祖国的蓝天》。后来，我们文工团下去演出，我们就把这首歌做了出来，在部队唱了快60年。
如果你要问这首歌是怎么来的？我的回答就是当兵得来的，这就是生活，是你之前在屋子里面坐着找不出来的感觉。
精益求精
做有深度的文艺作品
现在很多流行的文艺作品，是在一种快节奏、急于求成的社会环境下创作出来的。我有我的看法，有我弄不明白地方，但我不是一味排斥流行音乐。对于新事物，是需要马上反应的，不反应就落后了。
我并不反对流行音乐，我也听我也写，比如说《雾里看花》。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当时商标法颁布十周年要做一个晚会，我参与晚会的策划。那个时候假药、假货盛行，我就提议写一个歌来反映打假。晚会导演找了一圈人，说没法写，打假怎么写歌？导演就说谁出的馊主意谁来写。我心想，这还怪我头上了？那我就写，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想不出来。我儿子在准备功课，不让我转了，让我回屋去。我一进屋打开电视，正在播放川剧《金山寺》水漫金山的情节，白蛇、青蛇钻进水里找不到了，法海找来了韦陀菩萨。韦陀菩萨手拖一根降魔杵，腿往脑门上一踢，脚尖碰脑门，踢出一只法眼，也叫慧眼。慧眼一开，上能看三十三重天，下能看十八层地狱。我看到这儿，心想太好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慧眼，什么假货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但是，法眼、天目都不好写在歌词里，还是用慧眼好。那“我有一双慧眼”、“送我一只慧眼”都不够通畅，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用了“借”这个字——“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纷扰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写出来这一句，觉得太棒了，这首歌有了。前面的“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很顺就写出来了，给作曲、导演一看，他们都觉得好。
从这首歌的创作看，就说明你要做有心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我没看过川剧，不知道这演的是川剧里的踢腿绝活；如果我书没看够，不知道佛经里有天目、慧眼这些典故，就想不出来这些词来。

阎肃感言
我没有决定过自己一生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尽到我所有的力量，做好我要做的事情，不要去挑生活，让生活来挑你。时代也好、组织也好、环境也好，需要你做什么事，努力把它做好，对你自己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别人也会觉得快乐。我现在80多岁了，身体还好，脑子还挺好，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我对我的子女也是这样的要求，不去安排他们的人生道路，听时代的招呼，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得起这个时代就够了。
重庆晚报记者王艺竹
作者：王艺竹本文来源：华龙网-重庆晚报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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