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东山与钓鱼城考古：发现一座城，解读一段史2016年08月30日08:56:15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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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山记者熊明摄
钓鱼城航拍图
钓鱼城地理位置示意图
范家堰遗址建筑群分布示意图
钓鱼城西城门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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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至8月1日，市委书记孙政才在潼南区、铜梁区和合川区调研时，来到了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他强调，城市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把历史文脉有机融入城市风貌中，增强城市文化底蕴。
2012年，面积达13万平方米的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被发现，堪称整个钓鱼城遗址目前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发现范家堰遗址的，正是研究宋元战争史近20年、在钓鱼城工作了10多年的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在他看来，钓鱼城所代表的不仅是一次军事胜利，更是不同文明之间碰撞出来的智慧火花。这座城，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重庆的文化气质和底蕴。
投身考古事业近30年来，让袁东山最难忘的，是2012年5月18日在合川钓鱼城独自度过的那个上午。
身为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他从未想到会在不经意间发现范家堰。那天，袁东山一如往常，在钓鱼城遗址的二层台地上漫步，头脑中却是当时两军交战的情景——面对着虎视眈眈的蒙军，据城防守的宋军该从哪里迎敌？指挥中心又该设在哪里好呢？
这个问题，他已经想了好几年。
袁东山身旁是一字城的城墙。他突然想到，指挥中心应该就在一字城的保护范围内。于是，他顺着尚未发掘完毕的一字城城墙朝西走，此处人迹罕至，但他分明看到了一段和一字城城墙不同的建筑残垣！
天空晴朗，四周寂静，袁东山激动得简直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这意味着，一字城内，还有没有开掘的遗迹！
在后来的发掘中，袁东山和他的团队发现，这里，就是钓鱼城的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范家堰。
“当天中午兴奋得饭都没吃下。”8月19日，回忆起那个日子，袁东山仍然觉得一切历历在目。对他来说，那一天是他考古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
20岁那年，袁东山参加了国家文物局三峡考古队，负责探方工作。那时起，他产生了一种模糊而强烈的使命感：要在考古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而今，袁东山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钓鱼城遗址申遗顾问。对他而言，钓鱼城不仅是工作了12年的阵地，更是一座蕴含着智慧与英雄气概的城。正是在对钓鱼城日复一日的考察、发掘和研究中，袁东山对于挖掘和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有了更深刻的思索。
发现钓鱼城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它是不同文明碰撞的智慧之城
“过去有一种说法，钓鱼城是历史的转折点，是天意所在。其实，钓鱼城固若金汤，易守难攻，并非偶然。”在多年的研究中，袁东山对钓鱼城最大的感想是：这是一座在不同文明碰撞中诞生的智慧之城。
他给记者举了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城墙。
钓鱼城始建于南宋，清朝时，当地官员为了防御白莲教，在被元军破坏的宋城基础上修筑了新的城墙，这批城墙因保存完好，在上世纪80年代被误认为是宋元战争时期的钓鱼城遗迹。
但当袁东山带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钓鱼城考古队进驻后，他们很快发现两个时期修筑的钓鱼城城墙截然不同——清朝时期修筑的城墙，用的是方方正正的条石，垂直于地面，看起来和人们印象中的老石墙一样；而南宋修筑的城墙是一个斜面，石头呈丁字形，一头大，一头小，如建筑的榫卯结构般紧紧咬合。
“90度垂直于地面的城墙看起来整齐，但系统性、稳定性都不如南宋时期的城墙。”袁东山说，仅从城墙上，便不难看出南宋时期的军事智慧和高超的建筑技术。
局部精心巧思，整体设计更令人折服。钓鱼城的城防体系可用“择地筑城”来概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钓鱼城的天然屏障：两级方山形成两道天然城墙，北西南三面环绕长达20公里的嘉陵江作为护城河。唯一与陆路连为一体的东面，又有长约2公里，宽深均有20-30米的天堑沟阻隔。“控山锁江”的钓鱼城，理所应当成为金城汤池的军事要地。
“这就是为什么‘传奇’没有发生在其他地方，却偏偏发生在钓鱼城的原因所在。”袁东山表示。
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历史
钓鱼城与重庆文化血脉相承
然而，“控山锁江”还不是钓鱼城最大的优势所在。
袁东山每每说到这里，总是会激动起来。
他找出地图，指给记者看：当蒙古军队越过秦岭以后，成都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川东的平行岭谷，就像一道道巨大的长城，横亘在蒙古人进军的路线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状屏障。重庆正好是这个天然城防体系的核心，钓鱼城则坐落在川东平行岭谷前的钓鱼山上。
于是，宋军在千百年来华夏军事文明积淀的基础上急中生智，创建了以重庆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
袁东山感慨，用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钓鱼城的气质，其实与重庆一脉相承。
范家堰就是一个绝佳的注脚。
范家堰，又称大天池，位于钓鱼城遗址的西部二级阶地上，分布面积约13万平方米，地形呈梯田状，原种植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后为钓鱼城园圃。
不难看出，这是钓鱼城的军民为了长期持久作战而选择的一块土地。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块过去被认为“没啥东西”的土地上，竟然还有一处三路三进、带侧花园的大型建筑群。
“这很有可能是南宋衙署。”袁东山说，这里的地形与重庆市老鼓楼衙署的选址如出一辙，始建于宋蒙战争时期，在元初被拆除。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却有3到4次成规模调整建筑的轴线，显示出对此地非同一般的重视。
“钓鱼城本身有金城汤池的自然优势，然而军民仍然孜孜不倦地建设精妙的城防体系，以期迎战强大的蒙军。这不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就是重庆一以贯之的英雄之城的精神吗？”袁东山说。
以科学的态度挖掘城市历史文脉
让重庆的形象更加鲜明可感
然而，在为考古发现欣喜的同时，袁东山的心头始终有一丝忧虑。
他看到，每年有近百万名国内外游客来到钓鱼城，但他们在这里了解到的大多是战争、巧计、传奇……却没有太多了解与重庆、与中国历史底蕴相连的文化精神。
令袁东山振奋的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对历史文脉挖掘、重庆文化传承予以重视。近三年来，市文物局争取国家和地方文物保护经费达1.42亿元，完成了钓鱼城遗址石照县衙保护维修，始关门、护国门抢险修缮等工程，同时还实施了范家堰遗址、南一字城遗址等6处遗址的考古工作。
7月31日至8月1日，市委书记孙政才在潼南区、铜梁区和合川区调研时，来到了钓鱼城范家堰遗址。他强调，城市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把历史文脉有机融入城市风貌中，增强城市文化底蕴。
由此，袁东山更加确定，钓鱼城的灵魂，不仅在于旅游，更在于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
如今，钓鱼城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袁东山认为，还原真实的钓鱼城，对弘扬文化意义、传承历史文脉来说，至关重要。
而这一切，既要依靠清晰的顶层设计，也要借力于专业的学术、技术团队。
“从顶层设计来说，我们要展现的究竟是怎样的钓鱼城？我们想让世界知道它的哪些面貌？”在袁东山看来，对钓鱼城的宣传应当具备明确的中心，统一的调性，突出智慧之城、英雄之城。
而这样的宣传，要建立在扎实的考古发现基础上。
袁东山告诉记者，发现并有计划地发掘研究范家堰遗址和大型建筑遗址，将对钓鱼城遗址的保护展示，特别是钓鱼城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带来最大的支撑，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最重要的发现和实物证据。
如此一来，人们将会发现，钓鱼城绝非历史的巧合所造就，而是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紧密相连，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而普遍价值、真实性与完整性，正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必备条件。
在这方面，一个成功的前例是，2015年7月，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三处土司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袁东山告诉记者，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工作就是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考古团队执行的。下一步，他正考虑与这支团队合作，共同保护钓鱼城遗址。
目前，袁东山的团队中已经聘请到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历史地理、历史遗产保护、古代军事史、古代建筑史领域的专家。除了一流的学术队伍外，专业的宣传人员也在团队中有一席之地。
“当我们真正了解了钓鱼城的全貌，就可以设计出浸入体验式的路线，让访客深度知晓历史。”袁东山说，今后，钓鱼城考古遗址公园可以通过多媒体导览、空中观景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山城防御的特征，挖掘城市中的历史文脉。以钓鱼城本身作为一本生动的教科书，阐释700多年来人们的历史智慧与英雄气概，也让重庆的形象更加鲜明可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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