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永伟接受媒体采访。
■人物
蒲永伟，人，中航工业沈飞复合材料制造中心主任业务经理兼副主任，长期从事复合材料工艺技术及复合材料构件制造技术研究，曾主持C919大型客机等多项国家、工信部和中航工业重大科研项目。
■语录
从事什么工作不重要，关键是用坚持去换取内心的宁静，耐得住寂寞，努力了一定有收获，这是真理。
■对话
重庆晨报：你坚守科研几十年来从没后悔过吗？
蒲永伟：大学时选择了这条路，我真的没有后悔过。虽然早年也遭遇过经济压力，但我真的觉得年轻人没必要过度追求财富，生活能保持基本水准的同时还能满足精神追求，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但就个人情感来说，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是2013年我忙着课题攻关回不了家，母亲说重病的父亲是念着我的名字走的。
重庆晨报：对家乡有何印象？
蒲永伟：因为从小生长在大山中，我对山有特殊感情，现在每次回去都爱爬山，我觉得我的个性跟家乡的山密不可分：山上有风景，但必须历经艰辛才能凌绝顶，这跟我们搞科研是一个道理。
秋风渐起，九月底的沈阳，天气正慢慢转凉。前来参观的市民不算太多，这让位于城北的沈飞航空博览园偌大的院坝略显空旷。这个知名度极高的国防科普教育基地大院停满了废弃的各式战斗机，记录着我国航空国防力量走过的半个多世纪的辉煌。
我们正在院子里好奇地四处张望，一个身材清瘦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穿着沈飞公司统一发放的蓝色工装，虽然瘦了些，倒也目光炯炯，浑身透着一股积极向上的精气神，咧嘴一笑，他伸出手跟我们打招呼，“家乡来的记者吧？你们好，我是蒲永伟”。
邻家大叔般的和蔼化解了我们想象中对国家一流专家的过度敬畏，采访也变成了老乡间的轻松摆龙门阵，“真心拜托各位，我本来只是个普通人，你们千万莫把我吹上天了”。
文学情结，高考时本想报北大
假如不是有些“固执”的父亲，蒲永伟的命运肯定会改写。“考大学报志愿时，我一心想上的是北大中文系。”这并不奇怪，蒲永伟生于1966年，等到1983年考大学时，正是百废待兴文学艺术极其繁荣的年代，“全国青年不管学文学理都爱读书看书，若是能写得一手好文章更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北大中文系自然也是我的最高目标”。
父母都是忠县城里的老师，“他们用古文教我，五岁我就能熟读《出师表》、《岳阳楼记》，至今还能背诵，后来在小学中学写作也是强项，事实上我的高考分数也够上北大中文系，但因为父亲的坚持，最终报了国防科技大学，弃文从理，转眼就是三十多年”。
尽管被迫放弃了最初的梦想，蒲永伟并不介意父亲的坚持，他早已充分理解老父为自己做出的选择，“父亲经历过战争，他亲眼看到过国力贫弱任人宰割民不聊生的旧中国，所以想法更加务实，他坚信科学是国家强大的有力保障，希望我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为国效力，几十年下来，我亲眼见证了祖国航空国防的发展壮大，也越来越能体会到父亲的用心良苦。”
淡泊名利，巨薪诱惑不改报国心
“那个年代盛行理想主义，我的理想就是成为科学家。”他选择的专业是化学化工新材料方向，这在当时算是一个新兴专业，等到1987年毕业时，成绩优秀的蒲永伟进入了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刚到沈阳那年蒲永伟很不适应，“南方冬天也冷，但东北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不是吹的，我被冻得哭了，眼泪不由自主往下掉，饭菜也不合胃口，度日如年。”这让家里人也有些心疼，“父亲说想办法把我调到成飞（记者注：成都飞机工业集团），但我犟脾气上来了，说一定不能回去，既然来了就要坚守，否则就是逃兵”。
与生活条件的艰难同样令人头疼的，是沈飞当时的发展环境。“1987年正值国家经济困难，订单大幅削减，工厂车间几乎都停顿了下来，专业本领全无用武之地。”于是，与蒲永伟同时进来的不少大学生都选择了离开，但他却留了下来，“一是想到从小立下的报国之志，而是感念大学四年专业老师的悉心培养，我相信国家会发展，知识一定会有希望。”
在最困难的那两年，沈飞集团为创收也接了不少民用业务，“像做冰箱、做铝合金门窗等，都是为了生存。”这时，经济发达的沿海特区递来橄榄枝，“当时深圳有公司找我做技术总监，开出了10000元的薪水，那是1989年，我的月薪才300块。”巨大的经济诱惑并没动摇蒲永伟，“在技术应用和原创之间我选择后者，我是真心想用所学报效祖国，为此我提醒自己不要轻言放弃”。
耐得寂寞，成航空领域首席专家
守住了内心的宁静，蒲永伟死心塌地地留在了沈飞。他的生活轨迹符合一名典型科技工作者的一切特征，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我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复合材料新兴专业的发展，如何把大学所学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为了搞科研，他曾经连续6年没有回过忠县老家，曾经3天3夜没有走出车间，这样的付出总算有了回报，他和团队在大型飞机复合材料尾椎壁板的研制中成就斐然。
蒲永伟透露，在国产大飞机C919的研发中，从基本操作到顶层设计的关键技术都用到了他与团队的科研成果，“这对于我们搞科研的来说是莫大的欣慰，因为把理念转化为产品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国家的强大为我们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35岁时，他顺利晋升研究员，现在已是集团首席专家的他，依然不敢有丝毫懈怠，“科技永无止境，强国之路任重道远，我必须勉力向前。”本报记者赵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