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19-12-12
原标题：对话_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大足学”研究涵盖巴蜀石窟
2019年是重庆大足石刻申遗成功20周年，作为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的黎方银，从1982年参加工作起，至今在大足石刻已住守37年。
“最开始来到大足石刻的时候，那真是堆堆荒土、片片杂草，一片荒凉。”黎方银在大足举行“2019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纪念会”会议期间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37年了，我今天想起来好多好多事情就像昨天一样，仿佛时间一晃就过来了。”黎方银也就石刻修复所引发的争议、大足石刻文物保护的理念以及“大足学”的相关问题等方面作出了阐释。他尤其提到
“大足学”不是只研究大足石刻本身，而是以大足石刻为中心，涵盖整个巴蜀石窟研究的一门地域性学科。
大足宝顶山石刻“护法神龛”
“1999年12月1日，当从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大会传来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喜讯时，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都曾流下了激动的热泪。”“2019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纪念会”上，黎方银首先回顾了二十年前大足石刻申遗成功的情景，感慨地说，“20年来，大足石刻的保护理念有了新发展。我们深知，大足石刻在大足，但他已经属于全世界。当大足石刻跻身于世界遗产这个舞台时，就不仅仅意味着一时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如何用世界遗产的标准和理念去不懈地捍卫这份荣耀，去承担这份责任。”
黎方银1982年参加工作来到大足石刻，从“堆堆荒土、片片杂草，一片荒凉”的大足石刻初见印象到1999年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到2019年《大足石刻全集》的组织编纂与出版。整整37年，可以说黎方银是大足石刻变化的见证者，也是这些年大足石刻研究工作的组织者与推动者。
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
澎湃新闻：今年正好是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请您先回顾一下这20年的历史变化与当下的意义。
黎方银：大足石刻在1980年代之前都是默默无闻，就连重庆人都很少知道大足石刻。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来的客人越来越多，因此在进入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在策划如何提高大足石刻的知名度以及它的学术地位。所以当时想，如果申报世界遗产，并且得到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认定，那么对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经过多年的努力后，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到今天刚好20年，在20年来大足石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它原来不是世界遗产，我们就很少会想到用国际的标准、国际的理念，以及国内外的先进技术来对他实施保护、研究、管理和合理利用，但它一旦是世界遗产以后，实际上是被迫让我们在上述的各个方面来加强对它的保护。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我们也是这样做的。20年来，我们对它的保护、研究、管理的力度都得到了非常大的加强，包括经费的投入、工程项目的实施、以及借用科技手段对它进行保护。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原来守的只是一个平房，一般的房子，那么我们现在守着的就是一座金库，守金库和守平房的标准、力量，以及我们所使用的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北山《水月观音像》
其次，大足石刻申遗成功后整个社会对它的关注度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全世界的世界遗产现在也就一千多处，所以大家对世界遗产的关注度是非常高。不管是哪个主权国家的世界遗产，大家都认为是属于全人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经常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仅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不仅是对我们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遗产负责，更重要的是要对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负责。由此，我们的视野、考虑的问题就会更宽泛一些，高度也会站得更高一些。
最后，观众到大足石刻来参观，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旅游之外，从我们文化工作者、文物工作者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更多得是，让公众在这里能获得美的享受以及心灵的一些启迪。所以我们现在讲合理利用，其实更多的是讲如何来传承，如何来弘扬，如何让我们的公众能够得到，我觉得这才有意义。如果仅仅是利用它来挣钱，作为一般的旅游景点可能是这么一回事，但我觉得它是世界遗产，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看待它。
宝顶山《华严三圣象》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保护、研究、管理的力度，你们在今年9月份出了一套《大足石刻全集》，您在会议上从各个方面回顾了这套全集出版的不容易。同时，学界对这套书也做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我国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一部考古报告集，是大足石刻研究的里程碑。那么对您自己而言，您觉得这套图书出版的意义何在？
黎方银：可以这样讲，编写《大足石刻考古报告》（大足石刻全集）是我们工作所要追求的一个目标。作为文物事业它要发展，文物工作要推进，那么编写考古报告就极其的重要。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我个人的一个梦想，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是从1982年就在大足石刻工作，为了让后人能看到今天大足石刻的面貌，那会我没有事的时候就拿着本子去记录。到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就梦想能够把大足石刻按照传统的考古报告那样记录下来，能做一本两本我觉得都非常有价值。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科技手段，所以八十年代末也好，九十年代也好，编写《大足石刻考古报告》实际上是作为我的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到了2000年以后，条件越来越成熟，也就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了。所以如果就拿我当馆长来讲，我最大的私心就是想出这么一套图书，利用各种资源，调动各种资源来做这样一件事。昨天会议开幕式我也讲了，做这件事实际上所有参与的学者都感到极其艰苦，但是我们趁着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来做这项工作，真是不后悔。
《大足石刻全集》
澎湃新闻：这项工作一共做了多少年？
黎方银：16年，从2003年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我当课题组组长。在这个历程中，其实我们项目组有的同志都已经觉得做不下去了，就觉得好像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件事，无论是我们的学术准备，还是工作条件等方面，都感觉到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后来还是咬着牙把它做下来了。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审稿，我们的文本一共两百多万字，工作人员编写了初稿，最后整个稿子的修改到审定都是我完成的。两百多万字的稿子，我至少看到四遍，相当于一千万字的工作量。所以每天我是白天上班，因为当院长还有行政事务，晚上大概七点半到一点多钟的时候就是我的审稿时间，这样的工作持续了将近三年。
黎方银（左一）在工作中
澎湃新闻：四川地区有很多的石窟、石刻，比如四川的乐山大佛、安岳石窟等。此前这些石窟、石刻在修复方面曾引起了一些争议。大足石刻在文物修复这一块存在争议吗？
黎方银：争议一直存在。一种是业内在工作讨论时的争议；一种是文物修好以后，公众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知识水平以及对问题的了解程度不一样，所以最后他可能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澎湃新闻：能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足石刻修复存在的争议。
黎方银：最典型的就是千手观音的修复，有的公众认为修文物就是修旧如旧，修好了就像旧的一样，这是一种很普遍的认知。但实际上，当我们把文物保护理念的原则运用到一些具有特殊性文物保护的个案中的时候，其实不能够涵盖所有文物保护的个案。千手观音就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殊性。在修复千手观音的时候，我们首先明确的是千手观音修复最大的原因，在于它的手在不断地掉，不修的话它的手会一天天的减少。换言之，就是它的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如果文物都没有完整性了，或者说若干年以后千手观音不存在了，那它还有什么价值？所以维持它的完整性，确保它的安全，是我们工作的第一目标。然后才关注到审美的层面，包括贴不贴金箔，金箔怎么贴等。
但是公众恰恰就相反，他关注的就是表面的问题，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它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问题。
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修复前后比较
澎湃新闻：那么对于安岳石刻的民间修复所引发的争议，您怎么看？
黎方银：这肯定是不行的。文物修复要根据文物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情况来具体分析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可行不可行，你要做评估，而不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去给它刷金。
澎湃新闻：这些年大足石刻有没有把修复文物的理念与经验与四川其他地区共享？
黎方银：一直在。包括我们在治水、加固、放风化等方面的保护技术。
实际上大足石刻从解放以后，国家文物局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就特别重视。到六十年代，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文物研究所，它作为国家文物局的直属事业单位对全国的文物保护一直在做研究，他们很多专家都长期关注大足石刻的保护，出了很多成果。所以大足这些保护技术，我不大好说，其实他们那些专家心里面很清楚，很多都是走在前沿的。
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水害治理工程一期现场施工
比方说治水，水害是影响大足石刻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大足石刻治水的工程是成体系，很完善。在石窟的下面有排水的隧洞，这个其它石窟都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在九十年代初就这样做了，所以那个时候在理念上是非常前沿的。对此，当时有的专家就有争议，一是质疑这个排水隧洞会不会扰乱地层，会不会对石刻造成更大的破坏。二是质疑这个隧洞打了以后，它能不能起到排水的作用。这是二十年前，那么发展到后来的宝顶山《卧佛》治水，《卧佛》治了几十年的水都没有成功，还是在不停地渗透。这一次我们用帷幕灌浆技术，在卧佛的后壁做一个防身的墙，这个技术是在很多水库治水等用的，但是我们把它引用到石窟的治水当中，基本上把它的水给治住了。
经测量，宝顶山圆觉洞的顶部
